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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接到命令，丁英带着六个临时工拿上工具就上了线路。要点封锁之后，几个人干起来。一公里的线路上近一千六百多根枕木，一根枕木上有四套扣件，卸的时候要将螺帽、垫片、弹条、扣板、底座、大胶垫全部清理干净。干到了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才卸完六百多根枕木上的扣件。傍晚时分又下起了雨，雨不紧不慢的下着，穿着雨衣干活碍事儿，不穿雨衣身上一会儿就湿透了。

有几个临时工一看还有一千多根枕木，四千多个扣件，卸到啥时候是个头，就不想干了，再看雨还在下，鞋早就湿了，脚就跟泡在凉水里似的，雨衣已经湿透了，根本起不到挡雨水的作用。四月份福生庄，到了晚上比较凉，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风一吹冷得直哆嗦。就觉得这活儿太苦了，如果放在好天儿干还能将就，这天在这儿受这罪，想想家里的小酒和热炕，他们扔下工具就走了。这些人都是附近村子的村民，农闲的时候来工区干临时工。他们临走时说不挣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鼓动所有的临时工都走。

丁英火了，问剩下的几人，你们走不走，要走都走，看我一个人能不能一晚上把这些扣件全卸完，这点苦算啥。

剩下的三个临时工在工区干得时间比较长，知道这个工区人的脾气，遇到活儿，从来不讲条件，不怕吃苦，都敬业。他们耳濡目染思想也跟着进步了不少，正式工临时工都是人，人家能吃得了这个苦，咱庄户人就吃不了？就齐齐的地说，丁班长，咱兄弟们一起干，不信明天早上拿不下这个活。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3）

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晚上，四个人的胶鞋没有一双是好的，全被零件割得稀烂，脚上划得都是一道道的血口子，放在铁道边的雨衣也丢了……

与其说这是一次工作，不如说这是一场战斗，一场没有硝烟的四个人的战斗。想象一下，漆黑的雨夜，空旷的站场，四个移动的身影，不断被卸下的零件，没有抢险时的紧张，也没有换轨时的壮观，没有喝彩也没有观众，说得大些，这是一种永不言苦的精神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我不夸张地说，这事儿放在福生庄工区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能很好地完成，这就是福生庄。

建国初期，吃穿用品异常困难，铁路职工没有劳保，职工干活连副手套也不发。枕木是用沥青油浸泡出来的，摆弄一天油枕木身上沾得沥青那股臭油味能把人熏倒，怎么也洗不掉。职工们只好从河沟里撮半盆细砂，用砂子揉揉沥青油，沥青附着力特别强，根本就洗不净。不管洗净没洗净，半干不净穿在身上该干啥还干啥。时间长了，沥青就浸入了皮肤，轻者发痒起疹，重则流水流脓。过去的老职工，走进澡堂子，不用问职业，一看身上的疤，便知道这个是工务段的养路工。冬日，他们怀揣几个窝头上路，中午点一堆篝火烤窝头。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就这样就着咸菜吃窝头，守护着铁路，守护着安全，守护着新中国的西北大动脉。

多少艰辛，多少困苦，谁也讲不周全，只有伏虎山开眼，大黑河作证。

下雪刮风天，白毛风忽忽地把天地搅成一锅粥，滴水成冰的日子钢轨冻得叭叭响。养路工戴上狗皮帽子，嘴里哈出的气把眉毛染成圣诞老人，巡道工养路工像蜗牛一样在冰天雪地里蠕动，遇到“三折”（钢轨上的螺栓折断，两条钢轨接缝处的鱼尾夹板折断和钢轨折断），职工们就得紧急处理，为了干活方便，他们甩掉皮袄，帽子，手套，以最快速度抢修，当他们拧紧最后一个螺栓，打下最后一个道钉时，发现手冻成萝卜了，耳朵麻木了，鞋子结成冰坨了，赶紧抓一把雪搓，搓出点感觉，马上在雪地上转圈跑，待浑身发出汗来，把血脉都打通。一般人这样折腾非感冒不可，养路工们很少患风寒感冒，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适应了冷冷热热、风风寒寒。据卓资县志上记载，福生庄地区历史上最低温度曾达到零下45℃，记载年代是1954年冬天。

冬天是这样，夏天也不好受，在烈日炎炎下，钢轨像两根疲沓的面条，钢轨表面温度高达六十多度，空气中弥漫浓重的硫磺沥青味，你划一根火柴便能点着。

老一代的养路工们在烈日下作业，每个人脱得只剩下一件短裤，浑身上下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水油污泛成了京剧脸谱，这一团队在铁路上一字排开，远远望去，好像非洲的土著。客车开来，养路工们赶紧找一件衣服捂住，惹得旅客们打开窗户纷纷探头探脑观望。看到这一幕，旅客中对养路工略知一二的人便笑笑，对养路工不了解的人觉得这些人太粗俗，不是养路工不讲究，这天实在是太热啊。

干完活没个人样，谁看见谁都可乐。于是大伙一块跳进大黑河沐浴。那时工区没通自来水，要想洗一次澡还得去几十里之外的县里。

养路工能有时间吗？养路工能洗得过来吗？

大黑河就是养路工们的乐园，那时的大黑河水清沙白，鱼翔浅底，岸边的绿草茸茸，洗完后躺在草坪上，四仰八叉，一件衣服盖住*，那感觉不亚于夏威夷的海滩上富翁们晒日光浴的感觉，只有这时候，养路工也许才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甜美。　。　想看书来

标准爹傻子儿和工长（4）

养路人苦不，苦。

我在想，一座雄伟的大厦没有基石，何以矗立，一段长长的铁路，没有道砟，何以延伸。问题是，谁来做基石，谁来做道砟。一座大厦倒塌了，人们的第一感觉便是，这楼的基石不稳固不扎实，但是这座楼高高耸立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它的基石呢？旗帜有飘扬翻卷之苦，基石有安然泰若之逸。历史在颠簸中前进，养路人在辛劳中快乐。

闫继才，工区的一名巡道工，子承父业，可大伙都叫他“傻子党员”。他看上去很憨厚，话语不多，不扎堆，行动举止也没什么异常，可大伙为什么都叫他“傻子党员”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闫继才的父亲闫凤有的家，老人的家离工区不足百米。一进家门，看到闫凤友坐在炕上一声不吭，一双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唉，脑血栓，说不出话了。”闫凤有的老伴告诉我。

闫凤有的身体不大灵便，老伴拍了拍枕头，闫凤有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像个不倒翁一样“咕咚”躺下，可眼睛一直盯着站在旁边的儿子闫继才。

我不忍再打扰两位老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离开了这，采访没有收获，最终还是丁英为我解开了个谜。

有一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勤。星期天，我值班。

早晨起来天就阴着，天上的乌云黑压压就如同赶集一般由北向南翻滚。一声闷雷声响过，大雨倾盆而下，不大一会儿天和地连成了一片。这样的雨最容易发生水害。如果山水挟着石头冲到线路上，或堵住排水口，后果不堪设想。我冒着雨东倒西歪地跑到线路上查看情况。

平日里已经干涸的大黑河，这时候已浊流滚滚，走到卧佛山脚下，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响，抬头一看惊出他一身冷汗。只见山水如练，银蛇一般自上而下飞舞而来，铁路两旁的一人多高的排水沟漫出的水已经与路肩的持平。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排水口跑。离排水口还有一段距离时，透过雨雾我看见排水口旁有个人影，跑到近前一看，是闫继才和他的妻子、女儿。她们身上的雨水顺着裤脚往下流，光着脚站在泥水里掏排泄口。

孩子的小嘴乌紫，一双小脚泡得都泛了白。丁英心疼的气不打一处来，吼着闫继才：“咋不叫工区的人，让嫂子和孩子大雨天跑出来遭这罪，你这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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