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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么能干这种苦力活呢！我百无聊赖，坐在叔叔的办公桌前给家里写信，办事处的人又摇手：这是老板的位置，你不能随便坐的。我没办法，只得天天查报纸的招工广告，然后东奔西走去应聘，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愿意用我，条件是必须集资五万元港币。我兴冲冲地回到办事处借钱，经电话请示台湾的叔叔，叔叔还是没同意。我心想，我们大陆的报纸说得对，资本家就是这么残酷无情！我非常后悔来到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我又知道，我在大陆的工作已经辞掉，回去能干什么？再说又怎么向亲戚、朋友、同事交代？只好硬起头皮再想办法……

后来，办法终于有了，何纪椿先生找到一个开布厂的亲戚，向他赊购了一些零头布、残次布，拿到市场上，卖给穷人。这些布是布厂的下脚货，价格便宜，但如果裁剪、拼凑得当，做的衣服还是像新的一样。他自己这时很穷，也知道穷人的需要，这些零头布、残次布卖得很快，卖完了去结帐，然后又赊购一批去卖。慢慢地赚了一笔钱，就去租屋开自己的贸易公司，生意由小到大，后来他还成了他叔叔所生产的尼龙丝的经销商，并将这些远销到祖国大陆，他的公司也逐渐成为对台贸易的大公司之一，他本人被推举为温州旅港同乡会会长。这时，他才理解叔叔当时的做法。如果叔叔安排他在办事处工作，他或许至今仍是一个职员，直至退休为止。如果让他来打包，拿计件工资，更不知现在会如何生活，只有逼上梁山，他才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致富路。

海外温州老板如何纪椿先生这般白手起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早年出去的，几乎少有例外，只是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已。有的是从在餐馆打工开始，勤奋努力，省吃俭用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财之后，盘下人家的小餐馆自己来做老板，再慢慢做大。如荷兰皇家中国饮食业公司名誉主席，荷兰中国商会会长胡志光先生走的就是这条路。从餐馆打工开始，发展到成为涉及餐饮，经贸，农业技术设备等多种行业的大老板。有西班牙“中餐馆之父”称誉的陈迪光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他从江苏农学院毕业之后在北京农科院工作。因为父亲早年去西班牙谋生，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来到西班牙，先在人家餐馆打工，后自己开餐馆并逐渐发展，到1987年，他全家人开的餐馆就达八家之多，并大都取名为“长城饭店”随后又发展国际贸易，回国投资等等方面。如杭州的五星级酒店“五洲大酒店”便有他的股份。他现在是西班牙华人总会的荣誉会长，还是西班牙温州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有的海外温州老板从小职员做起，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一点钱财之后自己开起小公司，然后慢慢做大。巴西的“黄豆大王”、“石化巨子”林训明先生的就是这条路。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去巴西，先在一个油厂当职员，负责黄豆原料的供应。积累了经验和一些钱之后购入一家小油厂，自己当老板，以后又连续购入三家企业，到1972年创立了自己的巴西植物油公司。由于他既重视植物油的生产，也重视黄豆原料的开发与生产，公司发展非常快。到1975年，他的“巴油公司”就被评为全巴西出口额最大的民营企业，他自己也被誉为“黄豆大王”。随后他又转向石油化工行业，从事聚合物的深加工和无纺布的生产。到1989年，他的无纺布产量便居巴西第一位，成为“石化巨子”。巴西圣罗菏这个地图上找不到名的小镇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崛起，出名，所以授于他“荣誉市民”的称号。连美国《时代》周刊也报导了他的业绩。

梅旭华先生是荷兰华侨华人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皇家骑士勋章”的温州人。但他也有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历史。他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63年辞职来到荷兰。先当职员后开餐馆，并且从一家餐馆发展到四家。1974年又在奥地利创办梅氏企业有限公司，做进出口生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转向国内，投资多处房地产项目，参预故乡的经济建设，由于其生意规模，也由于其在侨界德高望重，曾经担任旅荷华侨总会会长，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并著有《试述荷兰早期华人移民》一文，是研究欧洲华侨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看来还是日本华侨的机会比较多，有可能接到天上掉下的“馅饼”。我的中学同学王铸育的父亲王文通先生早年去日本，一直在做贸易。虽然在当时我们认为她家很富有，从现在的眼光来说也不能算是大老板。但他老先生购进了东京郊区的一块地建住房，当时因为那里偏远，价格便宜。后来东京发展飞快，城市迅速扩大，这块地成了新宿区的中心。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拥有一块地，价值非比寻常，后来此地被征用，使得他拥有东京闹市一幢大厦的整整一层楼面。

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回报。王铸育他们兄妹三人以及大姐姐的儿子均相继去了台湾和日本。但是他们并未去继承父亲或外公的产业，也如何纪椿先生一样靠自己打拼。哥哥王铸军，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曾任牛津医学院皮肤科研究室主任，后被台湾荣民总医院聘为皮肤科主任，荣民总医院应当说是台湾最好的医院。姐姐王铸迪是台北市立医院妇产科医师，王铸育本人在日本东京开诊所，以针灸为主。

王文通先生买地一事看似天上掉馅饼，其实也是思维方式问题，王先生抓住了一个机遇。何朝育先生也有类似的一件事。他为办尼龙厂，在台湾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后来高速公路从他的地上过，土地增值不少。前年，旅居荷兰的华侨杨建民先生与其姐姐杨少云来我公司收购我们开发的两处房产未出售的所有地下车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亲友们大都反对，说他们是傻瓜。但他们还是坚持做了这笔一千余万元的生意。事隔一年，车位升值不少，他们稳稳地赚了一笔。这也是眼光问题，不是守株待兔。

前面提到的林先生也是一样，如果他自己没有经营头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日本，也早已被淘汰，轮不到继子林叶通先生继承产业。就在我写这本书时听到消息，林叶通先生现任日本长野县华侨总会会长。国外华侨社团的负责人是民主选举的，而且只有两个条件：一是有经济实力，二是热心社团工作。能担任这个会长说明林叶通先生继承父业之后仍旧经营得很好，没有被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1987年2月，加蓬共和国外交部长让·平随总统邦戈访华时，抽空来温州“寻根”，对于徐恭德来说也无异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因为让·平（程让平）是他舅舅。这位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外交部长不仅来看他这个外甥，还鼓励他去加蓬发展。徐恭德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遇，当年便收起了自己在温州的事业，飘洋过海来到了加蓬共和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徐恭德并没有让当外长的舅舅给按排什么工作，或接管舅舅的什么公司，而是老老实实到一家杂货店打工，边学如何在非洲立足做生意，边学加蓬的官方语言——法语。很快地，当他拥有自己的第一家小杂货店时，他的法语也已经能应付生活和贸易的需要了。由于经营得法，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有温州亲友随后到加蓬发展，他将自己的这间杂货铺转让给了亲友，自己则另起炉灶，再开一家商店。如此成熟一家转让一家，数年之间他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十几个连锁店的商业集团。他的生意也由单一的零售转向批发，并开始拓展进口业务，包括一般杂货、大米、冷冻食品等等。随着经营跨出国界，亚、欧、美各大洲的客户逐年增加，他的公司门庭若市。

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徐恭德开始经营非洲木材的大宗出口贸易，特别是用材量最大的树种——实古梅的出口业务。由于他信守合同，保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商誉，各大洲木材商家纷纷来加蓬向他订货。而徐恭德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家庭作坊式的模式，跃升到现代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他聘用了法国经理，从岗位定制到责权利定位，从决策、管理、经营的科学化到用人选才的现代化、知识化，都为他的企业集团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十几年过去了，他不仅成了商界巨子，成了加蓬华侨领袖，也成了社会活动家。1999年11月，世界市长大会在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召开，徐恭德与他的舅舅让·平部长一同前往迎接市长们，并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从徐恭德开始，现在加蓬共和国有了一个温州老板的群体，有的在做他开创的连锁杂货店，也有的自己做贸易。也就是说，徐恭德先生将自己接到的馅饼分发给了众多的温州人，而这些温州人也抓住了这个机遇。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温州人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极少是单枪匹马的，都是这样亲带亲、戚带戚的，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实力的老板群体。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靠自身。”这些国外的温州老板，都在被引进“佛门”之后，靠自身的修炼而成“正果”。

“胆大包天”与“胆大包地”

海外的温州老板白手起家，海内的温州老板更须白手起家。因为在海外你还有可能继承先辈的产业，在海内，你先辈的产业在各个运动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中损失殆尽了。而且，海外温州老板的发家大都有迹可循，方式大同小异，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具一定规模，非十数年或数十年不可。海内的温州老板发家都往往更富传奇色彩，有时一种机遇，一个概念，你抓住了，你的企业很快地就上来了，几年之中可以发展得很大，知名全国。究其因由，海外，特别是欧美国家，发展较早，竞争有序，出奇不易。加之这一代温州老板的文化水准，还不能在高科技领域驰骋，所以无法一蹴而就。而海内市场广大，竞争尚在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之中，可以出奇制胜。温州人起步较早，思维敏捷，抓住机遇，或利用一个概念，鲤跃而起，企业就上来了。温州许多知名企业，历史均未超过十年可以为证。

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例子。春节期间，上百温州老板滞留南昌机场，无法回温，有人说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出钱包一架飞机飞回温州。说的人无心，在旁边听的王均瑶有意，事后就去实施，成立了天龙包机公司，包下国内几十条航线，成为全国首个民企参与一向由国家经营的航空运输的特例。加之写报道的记者很有创意，用了“胆大包天”的成语，非常形像地表述出王均瑶的一种商业行为，使均瑶一下子名闻全国。其影响力之大，超过我的想像。可惜2004年王均瑶不幸病逝；年仅39岁。

有一次洪波来温州，他是个爱热闹的性情中人，我与几位朋友陪他去浦发KTV唱歌。我这人古板，从未开口唱过，他们唱得热闹，我与包厢服务员聊天。这位湖北籍的女孩子说起自己正在念高中，家里穷，农村又重男轻女，父母想让她辍学。她看到了那篇有关王均瑶的报道《胆大包天》，就萌发了退学到温州打工的念头，此前连温州在哪里都不知道。我问她对温州有什么感受，她说自己跟着老乡懵懵懂懂地坐汽车来了，一来就在浦发上班，白天黑夜的，也没有出去玩过，只觉得温州人大把大把地花钱。别说一个农村来的服务员，对温州人在KTV花钱我也不理解，包厢费、酒水费、服务费，一个晚上没有一千多块下不来。我坐着没事，对她说，我打电话请王均瑶过来。她不相信，王均瑶那么有名气，你打个电话他就过来？

我就给王均瑶打电话，那晚他刚好有空，很快过来了。但服务员说什么也不信来的就是王均瑶。那篇报道说他是农民，眼前这位白白胖胖的，是个小白脸，王均瑶哪有这么漂亮？她想像中的农民跟她自己的父亲一样，黑黝黝的，表情木讷。我们怂恿王均瑶拿出名片来，她看到那有着天龙包机公司标志的名片方才相信，两眼立即放出异彩来，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她赶紧给均瑶倒水奉茶，只围着他转，我一下子感受到了王均瑶的巨大影响力。平时我们很熟，我只当他是小弟弟，没想到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这么高。

不过我对他的经营能力一向很是佩服，我认为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包机”这一概念，他的聪明在于由此开始，不断地产生新的思维，他的概念在不断地延伸。比如从包机的实行到与航空公司的结算有三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他手中所掌握的资金不是少数，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进行新的投资，而且只要包机还在继续，他们手中这笔资金就可以长期利用，于是他发展了牛奶业，出租汽车业等等。我曾经跟王均瑶开玩笑，你的牛奶广告可以这样做：“均瑶牛奶好不好，请你看看王均瑶。”他说：“老吴，这广告词可不是你的专利，早已有人建议了，他们的广告词是：‘喝了均瑶牛奶，像王均瑶一样胖胖白白’。”我们都哈哈一笑。因为事业的发展，王均瑶已经将均瑶集团的总部搬到了上海，投资的方面更加多样，而我在外省投资房地产，也常常得往外地跑。虽说他办的均瑶宾馆和我们的国贸大酒店近在咫尺，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一天，我从加拿大回来，由上海浦东机场坐车往上海市区，看到了座落在肇嘉滨路的均瑶商务大厦的招租广告，方知他又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进入房地产业了。

“胆大包天”，只有胆大才能成其大事业，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我做房地产十多年了，十几年前温州房地产公司不多，几十家而已。开房地产业会议，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即可。会前大家握手打招呼，似乎都认识，会议开得热烈而又温馨。后来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似的，一下子发展到数百家，开会大呼隆，我便不去参加了。偶尔一次，被业界的朋友拉着去参加，发现与会的人我几乎都不认识了，再仔细打听，发现第一批在温州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几乎都销声匿迹了。据说都是被温州高昂的地价吓住了，有的跑到外地去开发，有的在掘走第一桶金之后干脆改行，做别的生意去了。

确实，温州如今的地价贵得令人咋舌，我曾经参与开发的市中心的一个小地块，总共只有5。9亩地，市土地局核定的地价是604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亩地价超过一千万元，可谓天价。也不知道这个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土地价这么贵，房价不可能降下来。高昂的地价，把第一批老板吓怕了，要知道他们当时拿到的土地价仅仅一二百万元一亩呀！记得我做的第一块地地价每亩超过三百万，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最贵的地价之一了。当时土地尚未进入拍卖程序，土地是通过谈判取得的，也就是说，温州的地价贵，首先是政府炒上去的。

胆小的人吓住了，胆大的人却不怕。有意思的是好几位胆大的房地产老板将自己的公司也取“大”字号的名，如“大发”、“大诚”、“大自然”等等。他们买了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正赶上了温州的房价暴涨，很快地变成了温州房地产界的“大佬”。他们这叫“胆大包地”。

当然，这个胆大应当不是盲目的，是源于他们对温州房地产业走势的正确估计。如我辈的房地产商眼力不济，前瞻性不到位，吓得落荒而逃，跑到地价相对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产了。在外地，土地价几十万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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