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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些事啊？”我生气地回了他们一句：“兄弟，你难道觉得女人连租车这样简单的事也做不成吗？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我们女人没用呢？”到了喀布尔，我们重新住进了哈米德在马克洛里安的公寓。那是2003年，我工作忙得很，但做得很开心。我成了联合国员工协会女性问题代表，出于工作原因，需要到阿富汗各地监督女性相关的工程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是坎大哈——塔利班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到了那之后，我所工作的那个社区的领导几乎不跟我说话。他们是保守的男子，也是塔利班的追随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塔利班从当初的统治者沦为如今需要听从一名女性的命令。渐渐地，我将他们争取了过来。几天之后，我们工作时就像一直在一起合作的老同事般融洽。直到今天我还跟他们中的某些人保持联系，只要来喀布尔，他们就会来拜访我。我真真切切地认为，人只有亲身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对性别的观点可以改变，会改变，即使是最保守的人士也能做到。

哈米德从伊朗回来，在刚开始时我看到他情况大为改观，心情也为之一振。但是，没过几个星期，他又旧病复发，没走几米远就咯出一团团的血。见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这种病有传染性，哈米德担心会传给孩子们。每次他开始咳嗽时，就用手绢捂住嘴巴，命令女儿们到别的房间去。我们的公寓在五楼，也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家待着，因为上下楼对他来说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很久没有肌肤之亲了，只要健康允许，他始终是名好丈夫。疾病没有损坏他的大脑，他依然有着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或者不知道如何实施一项新的工程，他就帮着出谋划策，或者至少也能倾听我的意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是我最大的慰藉。

再过几个星期之后，他需要做一次复查，于是我们飞往卡拉奇的阿加汗大学医院，是当地最现代的医院之一。他病得连走路都走不动，我只好用轮椅把他推进病房。这时的他瘦骨嶙峋，头发灰白，有一个护士甚至以为他是我父亲。我在他床边，陪他过了一夜，就像我曾经在母亲临死前几天陪她那样。第二天上午，医生把报告给了我们。一切为时已晚，他的肺与其说是个重要器官，倒不如说更像牛皮鞋跟。医生给开的药很重，副作用害得他浑身不适，还有强烈的呕吐感。他告诉我说不想再吃药。

那时正值夏天，明媚的阳光似乎让哈米德精神略微一振。药物使他呕吐，但并不影响胃口，他的饥饿感也恢复了，饮食也变得正常起来，脸色也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只想陪他度过剩下的分分秒秒。那天是星期三，我决定为他准备一份鸡汤。之前那个晚上他没睡好，人很疲劳。我想让他自己喝鸡汤，可他几乎连拿调羹的力气都没有。那一晚，我的姐姐和他的姐姐都过来看他。

他跟她们聊着，我在一旁看着，发现他是如此英俊，如此精神，就好像疾病已经从他脸上离去，突然恢复了昔日健康时的模样。“哈米德，我亲爱的，”我打趣道，“你在跟我开玩笑，不是吗？你没生病，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要不然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呢？”他笑了，紧接着便咳嗽，后来又大口大口喘气。

我们把他背回房间。我转过脸去，生怕他看到我哭泣的模样。天很晚了，我在另一个房间和她们几个一起躺了下来，但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于是又回到哈米德的房间，在他身边躺下。我握着他的手，两人都哭了。回想起新婚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是多么幸福，那时我们一起憧憬未来。我们要求的并不多，可是得到的却是伤心和病痛。

女儿们也进来了。她们装扮成库奇族女孩，向父亲献歌，这是她们以孩子的方式鼓励我们。歌唱得很动听，却也叫人心碎。她们转动身子，在头顶旋动面纱，唱着：“我是一个库奇族女孩，请看我为你跳支舞。”歌曲罢了，两个女儿让哈米德吻吻她们，可他因为担心传染就拒绝了女儿们的请求。

我仍然逼他吃东西，央求他：“把这个桑葚吃了，再喝一点儿汤吧，就喝一汤匙。”求了半天，他也没吃一口，没喝一下。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真的太累了。姐姐进来，让我到另一个房间休息。我不想离开哈米德，但他坚持要我去。他还开玩笑说：“法齐娅，你的同伴监督人会把我照顾好的。她一定会保证我吃下食物和水果，还会保证让我呼吸顺畅。你快去休息一会儿，拜托。”我出去了，到另一个房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了下来，我将她们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在想，要是没有了父爱，真不知道她们怎么活下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我永远忘不了，那是我姐姐在喊哈米德的名字。我赶紧跑到哈米德的房间去，他就快不行了，呼吸着最后几口气。

我惊恐地大声叫了出来：“哈米德，不要。千万不要走。”听到我在哭，他睁开眼看着我。我们四目相接，只对了那么一秒，我的眼满是泪水，他的眼平静顺服。紧接着，他的双眼就闭上了。他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你们父亲去世的时候，舒拉刚好如我失去父亲时那么大。我多么希望命运不要发生在两代人身上，可这竟然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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