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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治局开会的地点——上海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的447号。会议上，他负责记录，但也有权提出问题。他“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过后，他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当时的邓小平装的是有钱人，有时穿长袍、戴礼帽，他还在上海五马路清河坊开了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作为职业掩护。在当杂货店老板前后，他还当过古董店老板。可以说，作为秘书长，他相当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大胆、心细、镇静。邓小平给别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爱吃辣椒”，“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李维汉后来回忆：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和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时间。”“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

邓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艰苦、危险，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他不幸遇到几次危险，最严重的有两次，结果都被他幸运地躲过去了。后来他回忆说：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3）

“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敏锐”、“机敏”，毫无疑问，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无疑培养了邓小平审时度势，机敏过人的工作风格。在复杂的对敌斗争面前，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胆识、周密的方法。当时，军警匪特用盯梢、跟踪、追捕、密捕、枪决等手段对付中国共产党人，难怪邓小平一再讲：“那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人们常常说邓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就受到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冷遇，这件事发生在百色、龙州起义之后（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时），到中央苏区之前，地点是在上海，具体时间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简介一下他于1930年1月第一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邓小平奉命从广西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几个月前他在广西做上层统战、组织农民、发动起义、建立红军的工作情况。当时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上刊载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详细反映了汇报和讨论的情况。

这期《军事通讯》的编者按语为：“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报告人是邓小平，但根据内容可以判定，这次关于广西工作的详细汇报，和对今后工作的设想的发言人就是邓小平。

3月2日，党中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转给红七军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说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成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邓小平为书记。同时，任命张云逸为红军第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从上述情况看，党中央对邓小平的首次赴上海汇报广西工作情况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邓小平也是重用的。这次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广西龙州。

1931年2月间，邓小平再次赶赴上海，第二次向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特别是红七军活动情况。他一边等待着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当面汇报，一边埋头写红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邓小平当面汇报不容易，就只好用书面来代替，结果，17000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于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当时坚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既没有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也未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时间，派交通员去看望一下，邓小平也只是每月从地下交通员手中领取一些生活费。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来。

邓小平没有料到，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作汇报的前委委员、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红七军干部，已于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写了关于红七军的书面汇报，其内容和邓小平的书面汇报有很多不同。

邓小平更没有料到，他来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比“立三路线”表现得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组织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国革命经验，照搬外国经验，套用马列主义的干部担当了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强调“革命高潮”、“进攻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城市中心论”的声浪中，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后，红七军在全国革命低潮形势下转战千里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反映，显得多么不协调啊！

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4）

4月、6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虽然周恩来、陈云等处变不惊，机智采取应变措施，但毕竟使党中央机关遭受了很大破坏。可以说，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听邓小平的汇报呢？随着这些领导者在党中央打着“反右倾”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展开过火斗争，甚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批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干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挤，那么邓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难免了。

邓小平也实在没有料到，党中央在“左”倾领导者主持下，竟置红七军前委书记、政委于不顾，于5月14日直接向红七军下发了《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信》，指责红七军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对红七军领导人也不信任：“我们认为，在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既然“左”倾领导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态度，邓小平迟迟得不到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详情，邓小平虽然知道得不细，但他也明显感到中央对自己的冷淡，远不像一年前来上海汇报时党中央对广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多少年后，邓小平仍带不快地说：于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几个老友是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甚至他还在李维汉和贺昌家里搭过铺，可见过往甚密。邓小平认为，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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